主张搞人治的人们，向往崇拜和津津乐道的是圣君贤相，清官廉吏，歌颂他们能为民请命，为民作主。
[9] 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尽管就其化学成分来看狗头金无疑属于矿产资源，但作为独立个体暴露于野外的狗头金不属于矿藏定当确凿无疑。
其次，根据制度性保障说，气候资源国家所有的重点不在于气候资源的所有权归属，而是要求国家立法机关为气候资源的合理利用及防止气候灾害，[60]创建合理的气候资源利用及保护制度，尤其要保障国民个体对气候资源的利用权。质言之，与绝对基本权利的保障相比，制度性保障算是次一级的相对保障。国家所有权具有私权和公权的二重性，受私法和公法共同调整，是一种特殊的混合法律关系。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说，并不认为抽象的国家或全民对具体的自然资源物享有所有权，它坚持自然资源物的所有权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分配给具体的国民个人或法人（法人中包括承担某种公共职能的国家组织机构这种公法法人）。既然如此，那乌木在法律上就只能被定性为无主物。
第127条规定乡镇及乡镇联合体，在法律规定内，有行政自主权。（一）制度性保障说如何看待乌木案 关于乌木案，争议焦点在于发现者吴高亮能否对之取得所有权。1， 关于一九五四年宪法草案初稿第十一条的继承权，在正式条文里并没有被删掉，而是改放在了第十二条里。
赵农：今天的双周讨论还是非常热烈，首先得感谢华女士，给我们带来如此丰富的资料，也感谢诸位评议人精彩的评议，今天的活动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很多房主要求安置那些外来居民，但相关部门置之不理，这些房主人长久生活在痛苦中，这里还是不是自己的家？如果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就体会了。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看一看50年代国家征收土地的办法和目前的国有土地征收条例，还有前面的土地法。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是原来纳入大筐、大锅里的东西，管理大锅的人起贪念，就要从里头捞取好处，就不管里头的东西原来是属于谁的了，只要在我的权力能达到的，手能伸得到的地方，就会重新把它变成私有。
现在的中国，对于被征地的农民或被拆迁的城市居民，社会各界还是比较重视的，政府的强拆常常能成为热点新闻。这种拍脑门的法律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其实是法律精神的一种倒退，最初在宪法里没有这一条，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1982年宪法写进去了，很多私有产权的土地，本身有明确的产权，稀里糊涂归国有了，这个归的过程没有程序，你至少得拿出一个依据来，为什么归为国有？像刚才讲到的，你要有正当的理由，而且经过法律的确认，确实用在公益事业上，才是合法的。
赵农：谢谢李炜光老师的评议，说得非常具体，也谈到了最后是否要通过契约来解决问题，价格怎么样定，征用适用的范围等等问题，非常感谢。只不过大家都比较自私，这个是你们私房业主的事，我们自己买房的不管你这个事，也不管这个房这个宗地原来是什么情况另外，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一个虚的意思，就像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它没有当做财产所有权来说，因此我认为首先土地管理法是违宪的，是它改动了原意。最后，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地公有，这也是一个巨大误区。
台湾叫做土地持分面积，我们这里叫做分摊宗地，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就是这么样，梁启超讲的国家对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大家都要无限地服从国家利益。下面是另外一位遭受侵权的房主人对自家宅院的介绍，同样标上了号。清也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时没收财产的被认为可以接受的形式，第一，凡是你打倒的王室的财产都归你，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2002年在《东方早报》上那篇文章讲到1990年最高法院和国土资源部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说最高法院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问国土部，让国土部来解答私人所有的宅基地现在怎么着了，然后他们就瞎编出一个没有发生过的程序，说上海的房主人在上海那边走过了这个程序，说他们申请把自己的私人土地所有权权交出去换成使用权，但是这个事没发生过，它是一个虚构的事实，上海没有发生此事，更不用说别的城市了。这是我最近去扬州一家祖宅，他们自己把自家的院子修得像小花园一样。
这个是北京后海的一家，这是在故宫附近的一家，这些都是房主人自己修复的院子。文革后20年当中完全没有发还经租房和代管产，但自1997年开始有了变化，在部分地区或针对部分群体，先是在广东省，发还了所有华侨的经租房和代管产，然后是福建省发还了部分华侨的经租房和代管产，再以后是2012年的广西省北海市无论华侨还是非华侨。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华新民：我补充一句，网上有一个最高法的裁判网，最高法院在前不久有一个回答地方法院现在作为司法解释的内容，对于怎么补偿说得很对，但有人就是不执行，现在最高法院的东西，底下也是挑着用，是选择性的。而且现在广东也好，哪里也好，还了这些房子，也不是把国有资产还给个人，它是始终产权没有转变。刚才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在1982年宪法制定的时候的考虑，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讲城市土地、农村土地属于谁所有，1981年的2月1号，当时胡绳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他说有些问题我们还拿不准，比如说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当时红卫兵闯到市民家里，这是抄家现场摄像的截图，我看过那个摄像。而这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经常通过抵押众私房主的宅基地，贷出的资金号称为对某项目的投资。还提出如果在全国各城市实行城区土地国有的条件还不成熟怎么办，压低地价，提高地产税率等办法，为废除城区土地私有制创造条件，我也没有看到上级对这个文件的批复，但是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有这个希望或者将来的进一步的打算，这是在1954年宪法制定之前。
有的城市收地产税，有的城市收房产税，很不一致。全部解决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强行分享房主的房租后，每月退给房主的部分房租称作定租，有的城市当时写成定息了，因为工商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有这个定息，但这完全是两回事，息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这与当时的经租状态毫不相干。大家看到血拆，我当时调查每一条胡同里拆迁都死十几个人，不是被打死的，而是因为生气，五六十岁以后一生气身体就出状况，死在病床上。
这种问题一直没有进入法治的轨道，就会出现现在的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大，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这样一来就有接下来的问题，谁来确定城市的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因为有公共的利益，把私人的财产征收归国有才是正当的，谁来确定这个公共利益，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肖蔚云回忆，广大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没有统一规定。我说的此时此刻，比如这些天我还收到外地人给我发来的信，北京人给我的电话也好，南锣鼓巷、东四的胡同等都在进行腾退改造，很多的院子里都是占住的居民，是房管局等安排的居民，房主人都不在那里居住，然后就说我们去改善这些居民的生活条件，刚才我都说过了，实际上不是这些问题，是这里有利益可抢夺，但流离失所的房主人没处说话，媒体不许报导，这么多年我很了解，媒体不许报导，我偶尔在《南方周末》接受采访，那都是偶然、微弱的声音，马上被淹没了。比如说北京，除了十大建筑，那是为了政治目的去拆民房的，给一点钱就把人轰走了。讲解的内容既有法律的变化，包括宪法，又有实际权益发生的变化，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径。
说白了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不服我就要杀了你，你的家人也要受到影响。至于我，可能您不太了解我，我不是单纯在屋子里做研究，从1997年开始，在胡同里接触那么多的人，我一开始都不相信会拿砖头把人家房子砸了，不相信会这样子抢劫，我一开始很天真，很傻，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慢慢地接触的非常多了，包括我自己自身的，还有我周围的这么多人，包括今天。
另外，单就商品房来说，该条例、细则和不动产权证书也都是违反《物权法》的，因为《物权法》第149条已经规定了住宅土地自动续期，既然自动，它的期限自然是永久的，也就是无期限，即实际上就是土地所有权。刚才好多人讲，很容易通过，什么原因？我觉得在共产党是很容易的，没什么，我就这样，所以就很容易通过了。
但是，以前有过祖传四合院或其他私家宅院的人或家庭，对现在中国的多数老百姓来讲，是比较隔膜和生疏的，因而同情感也稀薄。这是江华提到的，其实就是华女士所表述的这些问题，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但是最后大概还是一个拍脑门的决策，就这么做下来了，然后留下了现在的一大堆的后遗症，一直到今天。
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中国，这样的民众群体人数较多，社会各界对他们在政府强拆中面临的利益受损问题同情也多。那时，还保留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也不是作文章，那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样的理念。到了1981年的年底，彭真跟顾昂然、向淳一谈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几个问题，过去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历来对城市土地是按国有对待，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这对坚持社会主义是必需的。这是一位四合院主人绝望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上告无门，她是1984年落实私房政策后返回家园的，而在同一片土地上，还有众多文革后一直没能回家的经租房主，他们的私有房屋自1958年以来始终被房管局霸占，拆迁时所有的拆迁款都给了陆续被房管局安排进来居住的居民或房主人原来的房客，甚至间接给到一些房管员手中，通过让其亲戚事先买下相关房屋的所谓使用权，而身为财产主人的经租房主却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有些房主人被活活气死。
而且因为刚刚开始开发城市，遇到了相当多的阻力，比如说一块地或者一个房子要价比较高，拆不掉，就想到一个省事的办法，就是宣布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这样就把一切障碍都扫除了，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有一个继承权，《婚姻法》里面也涉及到财产继承，那是1950年就立的法。
五、六十年代政府发放的私房产权证书在社会的实际运转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文革以后也恢复了缴纳私有地产税，这是1982年4月扬州市城区一份缴纳地产税和房产税的收据。
下面我们有请最后一个评议人，韩朝华老师。这很容易使这个群体所面临的权益保护问题难以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
